西藏历史之一：远古文明——生灵与灵石崇拜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海拔4000米是云朵飘浮的天际，而在【Tibet】西藏，它随时会在你的脚下：是一片草场，是一片湖泊，是连绵群山的起点。在这片士地上，一块平凡的石头的落点也会很高。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片雄视着世界的高原又是如此年轻。仅仅在300万年前，它还是一片海洋，是藏文典籍中记载的古特提斯海。印巴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相撞，形成了地质学上著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在地球上，从此出现了一片离太阳最近的净土——青藏高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至少在旧石器晚期，高原上便已经有人类生存。新石器时期至早期的金属时代，青藏高原已形成了若干远古文化类型——分布在藏北高海拔地区的猎牧文化群、分布在藏南的农牧渔结合式的曲贡文化群和集中在横断山脉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卡诺文化群。远古的【Tibet】西藏高原文化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为丰富多彩，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形态，使得藏族人民的祖先创造出了体系完整的文明历史。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这是一片充满诗意的高原，也是一片考验人们生存意志的高原。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中，对自然的崇拜几乎是一致的。在【Tibet Xizang】西藏，人们深信大自然蕴涵着巨大的神力，不说那处处神山、圣湖，就是一棵树、一块石头，也居住着无所不在的精灵，是它们保佑着信众的平安幸福。这种自然崇拜与神灵崇拜见诸于众多的民间神话、西藏的原始苯教的教义以及敦煌的藏文写本里，融入于藏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延续至今，成为了高原特有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
用石文化也许能概括【Tibet】西藏远古文明的特点。这些石头中最古老的是来自1亿年前古特提斯海底的贝壳化石。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已由洁白变得黝黑。是它们静静地目睹了这片神奇高原的诞生，它们用小小的身躯，记载着历史的变迁。
西藏多山多石，【Tibet】西藏的远古文明与这遍野的石头难解难分，直到今天，在【Tibet】西藏各地，人们还会津津乐道地给你指点一处处的“让均”。“让均”是藏语的音译，意为自然成形的圣迹。在《西藏民间艺术珍藏》这本画册中，你将看到这些造型各异的天梯、石塔、洞窟中的圣迹……让你不能不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也许冥冥之中，确实有着我们至今还不了解的东西。事实上，在全藏各地难以数记的“让均”中，可分为全天然和半天然两大类。对一些象形的石头进行再加工，使其更接近人们理想中的“让均”，是西藏早期雕塑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在这类“让均”代代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出于朴素的宗教感情，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遗忘了它的后期制作部分，使得它的本来面目变得扑朔迷离。
玛尼石堆是藏区特有的一种文化景观，这种仅用路边轻易可以捡到的小石子来传达信仰、表示敬畏之情和祈求福运的方式，实在是藏族民间宗教文化的一种创造。玛尼石的渊源大抵可追溯到远古的灵石崇拜。早在新石器晚期，在石棺墓葬中就可见到涂有红色的石器，青铜时代的墓葬中则已有黑色的”镇妖石”。将石头赋予灵性古已有之，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今日。在辽阔的青藏高原，随处可见这种用石头垒起的祭坛。 最后，还要提到西藏早期的一种特殊艺术品——天降石（托架），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小型青铜饰物，与古老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历史悠久的西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西藏高原的北部文化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开放性。早在吐蕃时期之前，西藏已经有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它的金属铸造工艺已经成熟到了可以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之外的装饰品与宗教用品。这些饰品的造型如此古朴、奇特，仅仅用匠心独具来形容都嫌过于简单。在这些小小的青铜饰物上，寄托着藏族先民们多少美好的祝愿。这个热爱诗歌和神话的民族，这个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的民族，用他们想象的翅膀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美好的传说：神的法力化作霹雳射精灵于九层地下，并溶化矿石天然成形，多年后圣物破土而出，佩带在身上可避雷除邪。也许这不是一个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接受的说法，但藏区的人们都相信，这些特殊的“石头”是来自上天的恩赐。
事实上【Tibet】西藏早期艺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善于运用现有的资源进行创造。在物资匮乏的高原，这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利用动物的骨头磨制骨针，利用牦牛的角制作酒筒，利用动物的皮缝制衣物……他们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息息相关。他们的艺术灵感来自草原的给予，来自大地的给予，当然还有雪山、湖泊和蓝天……[/size]
生灵崇拜
01 羚牛角 长26cm 宽9cm 角 现代
02 四角羊头 长62cm 高54cm 骨 现代
灵石崇拜
01 “让均”自然成形的佛母 高11cm 宽9cm 石 远古
02 自然成形的佛塔石 高12.5cm 宽5.4cm 石 远古
03 “让均”：供养天女 高12cm 宽6.5cm 石 远古
04 “让均”：六字真言 高14.5cm 宽9cm 石 年代不详
05 水龙头供养石 高4cm 宽7.8cm 石 远古
06 “让均”天梯供养石 高10.8/3.8cm 宽6.8/2.5cm 石 远古
07 “让均”四臂观音 高15.5cm 宽10.5cm 石 中世纪
08 印度佛塔石雕 高25.5cm 石 远古
09 佛塔瓦当 高12cm 陶 宋代
西藏历史之二：藏族起源
有关藏族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是来自印度，是释迦牟尼的后裔；有的以藏族人相貌与马来西亚人相似，而认为应是从马来西亚半岛迁徙而来。然而，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则是记载在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中的一段“猕猴变人”的传说。
据传说，那普陀山上的观世音菩萨，给一只神变来的猕猴，授了戒律，命它从南海到雪域高原修行。这只猕猴来到雅砻河谷的洞中，潜修慈悲菩提心。正在猴子认真修行的时候，山中来了一个女魔，施尽淫欲之计，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两个结合吧！”起初，那猕猴答道：“我乃观世音菩萨的徒弟，受命来此修行，如果与你结合，岂不破了我的戒行！”那女魔便娇滴滴地又说道：“你如果不和我结合，那我只好自尽了。我乃前生注定，降为妖魔；因和你有缘，今日专门找你作为恩爱的人。如果我们成不了亲，那日后我必定成为妖魔的老婆，将要杀害千万生灵，并生下无数魔子魔孙。到那时，整个雪域高原，都是魔鬼的世界，更要残害许多生灵。所以希望你答应我的要求。”那猕猴因为是菩萨降世，听了这番话，心中自念道：“我若与她结成夫妻，就得破戒；我若不与她结合，又会造成大的罪恶。”想到这里，猴子一个跟头，便到普陀山找那观世音菩萨，请示自己该怎么办。那观世音想了想，开口说道：这是上天之意，是个吉祥之兆。你能与她结合，在此雪域繁衍人类，是莫大的善事。作为一个菩萨，理当见善而勇为，你可速去与魔女结成夫妻。这样，猕猴便与魔女结成伴侣，后来，这对夫妻生下六只小猴，这六只小猴的性情与爱好各不相同。那菩萨化身的猕猴，将这六只小猴送到果树林中，让他们各自寻食生活。
三年以后，那猴父前去探视子女，发觉他们已生殖到五百只了。这个时候，树林的果子也愈来愈少，即将枯竭。众小猴见老猴来了，便纷纷嚷道：“我们将来吃什么呢！”他们个个摊着双手，模样十分凄惨。那猕猴见此情景，自言自语道：我生下这么多后裔是遵照观世音菩萨的旨意，今日之事，使我伤透了脑盘，我不如再去请示观世音。想到这里，他旋即来到普陀山向圣者请示。菩萨道：“你的后代，我能够抚养他们。”于是，猕猴便遵命于须弥山中，取了天生五谷种子，撒向大地，大地不经耕作便长满各种谷物，父猴这才别了众小猴回到洞里去。众猴子因得到充足的食物，尾巴慢慢地变短了，也开始说话，逐渐变成了人，这就雪域上的先民。【Tibet】西藏自治区是我国藏族文化历史的发源地。考古学材料证明，早在几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就有了人类活动，从而揭开了【Tibet Xizang】西藏地方历史的序幕。
西藏历史之三：历史综述
近几十年来，通过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遗传学等众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藏学研究逐步深入，围绕西藏地方早期历史及西藏古代先民的许多谜团被逐渐破解。其中通过研究血型、蛋白质等多种遗传标记，人类遗传学家得出结论：汉族和藏族同出于共同的远祖。考古学家的研究证明：西藏的多处史前文化即与同期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历史学家根据大量藏汉文史籍记载也发现，西藏高原与内地在经济、文化及政治等方面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藏历史之四：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
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对于人们总是散发着无限的吸引力。虔诚的朝圣者把晶莹的雪山看作是涤荡尘世俗念、提升自我心境的圣地。直插云天的冰峰是探险家磨炼意志、测量人与自然较量的试金石。以探究人文与自然奥秘为乐趣的旅行家涉足雪域高原，则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已无限的猎奇欲望。那么，对于以揭示自然规律为己任的科学家，青藏高原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可以用简单的话语概括的话，这片“世界屋脊”——地球上的“第三极”就是他们的圣殿，是取之不尽并用来造福人类的科学宝库。当然，他们依各自的研究领域而对不同的方面情有独钟。就地质、地理学家而言，高原上的冰川、地壳运动、大气环流、高原生态、矿产、植被、动物，等等，无一不是绝好的研究课题。作为地学组成部分的史前考古学，最值得关心的当属青藏高原与人类起源的关系以及早期人类对它的开发。
这里曾经是人类的摇篮吗？
自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从猿到人的进化理论以来，人们就关心起地球什么地方能够找到猿和人之间的“缺环”，即最古老的人类化石。20世纪初年，学术界曾热烈开展过关于地球上“什么地方是人类的摇篮？”的讨论。有人说是非洲，也有人说是亚洲。而相对来说，后面的主张在当时更为流行。因为，亚洲的热带地区（苏门答腊岛）今天仍生活着和人类非常亲近的大猩猩（它们被当地人称为“奥兰乌旦”，意思是“林中人”），而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西瓦立克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和印度西北部）已经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另外，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早在1890年就开始陆续发现当时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化石——直立人（Homo erectus）化石（俗称“爪哇人”）。20年后的1921～1923年，这种化石又在北京周口店的一处洞穴堆积层被发现。它就是我们熟悉的“北京人”。而当时，欧洲和非洲都还没有上述那么充足的证据。
在提倡“亚洲说”的学者中，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葛利普 （A•W•Grabau）是非常热心的一位。他曾为此发表了不少论述。在他晚年的一份书稿里，他用图解和不小的篇幅解释了他的主张。他认为：距今几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间歇性抬升，使青藏高原和它北面的中亚气候逐渐变凉变干，森林逐渐收缩而草原不断扩大。环境的急剧变化迫使原先生活在森林里的古猿改变习性，下地行走并逐步适应开阔地带的生活。它们终于变成人类。而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的气候环境则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那里的猿类仍可在森林里生活而不必改变原有的习性。他强调指出：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具有上述青藏高原那种独特的生态条件。他进而明确地说：【Tibet】西藏就是人类的摇篮（《我们生活的地球》（THE WORD WE LIVE IN），葛利普遗作，1961年于台湾出版）。
藏北色林错东南湖岸阶地的石器
与“亚洲说”唱对台戏的是“非洲说”。1959年，在位于东非大裂谷带的奥杜韦遗址（坦桑尼亚境内）发现一种比直立人原始、后来被正式命名为能人（Homo habilis）的化石和共生的石制工具（石器）。它们的年代为距今１８０万年，比爪哇人和北京人化石几乎早１００万年。随后，在东非、南非陆续发现更多的能人化石和石器。人类化石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２００万年或更早一些，而最古老的石器的年代达到距今２６０万年左右。与此同时，非洲出土了许多古猿化石。其中，和人类很接近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化石尤其丰富。它们的生存年代从距今100万年一直回溯到６００万年。另外，古环境研究显示，从距今二千多万年起，随着非洲高原的不断上升而引起气候频繁波动。热带雨林面积不断收缩而稀树草原日益扩大，为从猿到人的转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上述研究成果使“人类摇篮”争论的天平开始向“非洲说”倾斜。而且，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今天。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新进展，对“非洲说”提出强大挑战。首先，20世纪60年代在爪哇发现的古老的直立人——“佩宁人”（原先叫莫佐克陀人）化石的年代，经反复测定，证实为距今180万年左右。其次，近年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拉瓦尔品第高原发现一些石器，年代可能为距今100～200万年。再其次，在华北黄土高原，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直立人化石，年代为距今115万年或更早一些。其后在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河北省泥河湾盆地，陆续发现早于距今100万年的石器，有些达到距今140多万年。在南方，在云贵高原发现的云南元谋直立人化石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左右。近年在长江上游三峡地区出土了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化石和石器（遗址今属重庆市境内）。在长江下游安徽繁昌又发现一批引人注意的石器和骨器，其年代比巫山的材料还早，可能达到距今240万年。以上考古材料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外围，其年代直追非洲那些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器。
无论是“亚洲说”还是“非洲说”，在人类起源问题上都遵循着“人类单一地区起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古猿首先在亚洲或非洲某个地区转变成人，然后才向周围地区迁移、扩散。和这种学说对立的是“人类多地区起源”学说。它认为从猿到人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化过程，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一个地区走完每个步骤才向四周扩散。这种学说由德国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 (F•Weidenreich）提出。他在人类学界享有很高威望，从1936年起就主持周口店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研究。不过，他的多地区起源说很少有人响应，后来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上述亚洲的新发现可能使这种长期被冷落的学说复活。至少，它更加符合目前亚洲、非洲两地考古材料在年代上大体持平的事实。不久前，中国地质学家分析了由东亚季风区、印度季风区和西非季风区组成的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区季风区的古气候资料，发现三地近300万年的气候转换周期在时间上大体同步，而总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增加和季节性越来越明显。以上事实表明亚非季风可能有相同的起源与演化背景，而这正可以表明人类多地区起源说有一定道理。地质学研究还表明，青藏高原的隆起对亚洲乃至全球气候的变化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因此，青藏高原研究对于弄清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
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对考古学家来说是一项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事业。然而，高原上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又常常令他们望而却步。20世纪初年，一些西方人曾到过与云南、四川邻近的藏东地区考察史前遗迹，但收获甚微。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教授等到青藏高原考察地质，在格尔木以南的三叉口至那曲的路上发现4处史前遗址，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器。这批材料由考古学家邱中郎研究后发表在1958年第2卷2～3期《古脊椎动物学报》上。这大概是中国科学家涉足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最早记录。中国科学院从70年代开始，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综合考察队奔赴青藏高原各个部分，开展以地质和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考察活动。参加单位不仅有许多国内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外国科学家参加。中国地质科学院也组织了类似的考察活动。上述考察活动虽然主要以地质和环境为主要目标，但却发现一大批史前考古材料，证实了高原上存在早期人类活动的事实。
卡若遗址出土的细石器
根据已经发现的材料，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有两个特别繁盛的时期。离目前最近的一期发生在距今7500～3000年。这是距今10000年开始的全新世（也叫冰后期）以来全球气候最好的时期，被地质学家叫作“气候最适宜期”。世界上以几条大河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如青藏高原邻近的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流域文明和恒河流域文明都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它们以发达的农业为标志，定居村落、石器（包括打制、磨制和细石器）工业、制陶、纺织、墓地等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的重要成分。位于藏东澜沧江河谷的昌都卡若遗址是高原上这期史前文化的杰出代表。这处发现于1977年，随后两年里由【Tibet】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组织发掘的遗址，揭露出大批房址、砾石路面、石围圈、灰坑、石制品、骨制品、陶片、装饰品、兽骨、鸟骨、贝壳和谷子遗骸等遗物。经过鉴定，兽骨有猕猴、兔、鼠兔、家鼠、旱獭、狐、猪、马鹿、狍、牛、藏原羊、青羊和鬣羚等野生动物，反映一种比今日温暖和潮湿的气候。孢粉分析的植被亦显示出同样的特点。卡若遗址的年代经放射性碳测定为距今5500～4300年。类似的遗址也普遍见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青海的黄河上游等河谷，也有些分布到高原上的湖区，不过保存状况不及卡若。
高原上时代较早一期史前人类活动出现在距今30000～23000年左右。这个时期的人类活动范围似乎明显地大于上述年代较晚的一期。除了一些分布在河谷地带外，主要集中在藏北高原和青海的湖区。例如，藏北的第二大湖色林错和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都发现了十分重要的石器遗址。经中国科学院地质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前者的放射性碳年代为距今约24000年，后者为距今30000年。这个时期属于全球最近一次冰期（又称“末次冰期”）中的一个暖期。当时的环境尽管可能不及上述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好，但也相对温暖和潮湿。由于覆盖在湖盆四周山地上的冰川消融加快，充沛的流水注入低洼地带，使整个高原处于一个高湖面时期。今天分开的许多湖泊，当时实际上是串连在一起的大湖。湖泊周围则是绿草如茵的草地。成群的野马、野驴、牦牛、鹿等食草动物出没其间。它们成为以打猎为生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捕猎对象。当时的人们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留在比今日湖面高数十米以至上百米的古湖滨阶地上。从距今23000年起至15000年是气候最严酷的时期，被称为“末次冰期最盛期”或“末次盛冰期”。此时冰川面积大大扩展，藏北高原大部分地方可能都覆盖在厚厚的冰层之下。无论是兽群还是人类都无法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他们只好离开那里而迁到河谷地带去。距今10000年起，全球进入具有间冰期特点的全新世。随着气温回升，冰川面积迅速缩小，湖泊也因水源补充不足而迅速收缩，藏北高原进入低湖面时期。尽管气温高于冰期，但降水不足，整个生态环境因干旱而日益恶化。高原上出现大面积的无人区。
青藏高原早期人类与外界的联系
关于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另一个人们感兴趣的议题，就是这里的史前文化的主人是谁？它与周围地区的联系情形如何？由于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尚未在高原上发现古人类化石，所以无法对前一个问题作出直接而明确的答案。不过，考古学可以通过对考古遗物（对史前时代来说主要是数量最大的石制工具）的技术和类型学分析，了解这种考古文化的来龙去脉，最后对文化的主人是谁作出判断。卡若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又以细石器工业最惹人瞩目。它以楔状、柱状、锥状细石核和两侧平行的细石叶为特征。这种工业和邻近的四川西部、新疆塔里木盆地、华北、西伯利亚以至北美的细石器文化属于同一技术传统，而不同于帕米尔高原、里海以西以地中海为中心的非洲、欧洲的几何形细石器文化。至于南亚的细石器情形如何，我们因手头缺少参考文献而无法作出判断。至于以藏北高原和柴达木湖打制石器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其技术与类型可以和云贵高原、华北、西伯利亚、中亚以至东欧的旧石器中期、晚期文化对比。这一现象生动地反映出处于末次冰期中的远古猎人在旧大陆（亚、欧、非三洲）中、高纬度的冰缘地区（即冰川外围的草原、苔原地带），为追逐兽群而频繁迁移的事实。青藏高原和它的外围虽然地理位置靠南，但因地势高而具有中、高纬度地区类似的生态环境，十分适于远古猎人生存。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海拔4000米是云朵飘浮的天际，而在【Tibet】西藏，它随时会在你的脚下：是一片草场，是一片湖泊，是连绵群山的起点。在这片士地上，一块平凡的石头的落点也会很高。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片雄视着世界的高原又是如此年轻。仅仅在300万年前，它还是一片海洋，是藏文典籍中记载的古特提斯海。印巴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相撞，形成了地质学上著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在地球上，从此出现了一片离太阳最近的净土——青藏高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至少在旧石器晚期，高原上便已经有人类生存。新石器时期至早期的金属时代，青藏高原已形成了若干远古文化类型——分布在藏北高海拔地区的猎牧文化群、分布在藏南的农牧渔结合式的曲贡文化群和集中在横断山脉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卡诺文化群。远古的【Tibet】西藏高原文化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为丰富多彩，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形态，使得藏族人民的祖先创造出了体系完整的文明历史。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这是一片充满诗意的高原，也是一片考验人们生存意志的高原。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中，对自然的崇拜几乎是一致的。在【Tibet Xizang】西藏，人们深信大自然蕴涵着巨大的神力，不说那处处神山、圣湖，就是一棵树、一块石头，也居住着无所不在的精灵，是它们保佑着信众的平安幸福。这种自然崇拜与神灵崇拜见诸于众多的民间神话、西藏的原始苯教的教义以及敦煌的藏文写本里，融入于藏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延续至今，成为了高原特有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
用石文化也许能概括【Tibet】西藏远古文明的特点。这些石头中最古老的是来自1亿年前古特提斯海底的贝壳化石。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已由洁白变得黝黑。是它们静静地目睹了这片神奇高原的诞生，它们用小小的身躯，记载着历史的变迁。
西藏多山多石，【Tibet】西藏的远古文明与这遍野的石头难解难分，直到今天，在【Tibet】西藏各地，人们还会津津乐道地给你指点一处处的“让均”。“让均”是藏语的音译，意为自然成形的圣迹。在《西藏民间艺术珍藏》这本画册中，你将看到这些造型各异的天梯、石塔、洞窟中的圣迹……让你不能不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也许冥冥之中，确实有着我们至今还不了解的东西。事实上，在全藏各地难以数记的“让均”中，可分为全天然和半天然两大类。对一些象形的石头进行再加工，使其更接近人们理想中的“让均”，是西藏早期雕塑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在这类“让均”代代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出于朴素的宗教感情，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遗忘了它的后期制作部分，使得它的本来面目变得扑朔迷离。
玛尼石堆是藏区特有的一种文化景观，这种仅用路边轻易可以捡到的小石子来传达信仰、表示敬畏之情和祈求福运的方式，实在是藏族民间宗教文化的一种创造。玛尼石的渊源大抵可追溯到远古的灵石崇拜。早在新石器晚期，在石棺墓葬中就可见到涂有红色的石器，青铜时代的墓葬中则已有黑色的”镇妖石”。将石头赋予灵性古已有之，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今日。在辽阔的青藏高原，随处可见这种用石头垒起的祭坛。 最后，还要提到西藏早期的一种特殊艺术品——天降石（托架），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小型青铜饰物，与古老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历史悠久的西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西藏高原的北部文化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开放性。早在吐蕃时期之前，西藏已经有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它的金属铸造工艺已经成熟到了可以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之外的装饰品与宗教用品。这些饰品的造型如此古朴、奇特，仅仅用匠心独具来形容都嫌过于简单。在这些小小的青铜饰物上，寄托着藏族先民们多少美好的祝愿。这个热爱诗歌和神话的民族，这个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的民族，用他们想象的翅膀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美好的传说：神的法力化作霹雳射精灵于九层地下，并溶化矿石天然成形，多年后圣物破土而出，佩带在身上可避雷除邪。也许这不是一个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接受的说法，但藏区的人们都相信，这些特殊的“石头”是来自上天的恩赐。
事实上【Tibet】西藏早期艺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善于运用现有的资源进行创造。在物资匮乏的高原，这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利用动物的骨头磨制骨针，利用牦牛的角制作酒筒，利用动物的皮缝制衣物……他们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息息相关。他们的艺术灵感来自草原的给予，来自大地的给予，当然还有雪山、湖泊和蓝天……[/size]
生灵崇拜
01 羚牛角 长26cm 宽9cm 角 现代
02 四角羊头 长62cm 高54cm 骨 现代
灵石崇拜
01 “让均”自然成形的佛母 高11cm 宽9cm 石 远古
02 自然成形的佛塔石 高12.5cm 宽5.4cm 石 远古
03 “让均”：供养天女 高12cm 宽6.5cm 石 远古
04 “让均”：六字真言 高14.5cm 宽9cm 石 年代不详
05 水龙头供养石 高4cm 宽7.8cm 石 远古
06 “让均”天梯供养石 高10.8/3.8cm 宽6.8/2.5cm 石 远古
07 “让均”四臂观音 高15.5cm 宽10.5cm 石 中世纪
08 印度佛塔石雕 高25.5cm 石 远古
09 佛塔瓦当 高12cm 陶 宋代
西藏历史之二：藏族起源
有关藏族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是来自印度，是释迦牟尼的后裔；有的以藏族人相貌与马来西亚人相似，而认为应是从马来西亚半岛迁徙而来。然而，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则是记载在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中的一段“猕猴变人”的传说。
据传说，那普陀山上的观世音菩萨，给一只神变来的猕猴，授了戒律，命它从南海到雪域高原修行。这只猕猴来到雅砻河谷的洞中，潜修慈悲菩提心。正在猴子认真修行的时候，山中来了一个女魔，施尽淫欲之计，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两个结合吧！”起初，那猕猴答道：“我乃观世音菩萨的徒弟，受命来此修行，如果与你结合，岂不破了我的戒行！”那女魔便娇滴滴地又说道：“你如果不和我结合，那我只好自尽了。我乃前生注定，降为妖魔；因和你有缘，今日专门找你作为恩爱的人。如果我们成不了亲，那日后我必定成为妖魔的老婆，将要杀害千万生灵，并生下无数魔子魔孙。到那时，整个雪域高原，都是魔鬼的世界，更要残害许多生灵。所以希望你答应我的要求。”那猕猴因为是菩萨降世，听了这番话，心中自念道：“我若与她结成夫妻，就得破戒；我若不与她结合，又会造成大的罪恶。”想到这里，猴子一个跟头，便到普陀山找那观世音菩萨，请示自己该怎么办。那观世音想了想，开口说道：这是上天之意，是个吉祥之兆。你能与她结合，在此雪域繁衍人类，是莫大的善事。作为一个菩萨，理当见善而勇为，你可速去与魔女结成夫妻。这样，猕猴便与魔女结成伴侣，后来，这对夫妻生下六只小猴，这六只小猴的性情与爱好各不相同。那菩萨化身的猕猴，将这六只小猴送到果树林中，让他们各自寻食生活。
三年以后，那猴父前去探视子女，发觉他们已生殖到五百只了。这个时候，树林的果子也愈来愈少，即将枯竭。众小猴见老猴来了，便纷纷嚷道：“我们将来吃什么呢！”他们个个摊着双手，模样十分凄惨。那猕猴见此情景，自言自语道：我生下这么多后裔是遵照观世音菩萨的旨意，今日之事，使我伤透了脑盘，我不如再去请示观世音。想到这里，他旋即来到普陀山向圣者请示。菩萨道：“你的后代，我能够抚养他们。”于是，猕猴便遵命于须弥山中，取了天生五谷种子，撒向大地，大地不经耕作便长满各种谷物，父猴这才别了众小猴回到洞里去。众猴子因得到充足的食物，尾巴慢慢地变短了，也开始说话，逐渐变成了人，这就雪域上的先民。【Tibet】西藏自治区是我国藏族文化历史的发源地。考古学材料证明，早在几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就有了人类活动，从而揭开了【Tibet Xizang】西藏地方历史的序幕。
西藏历史之三：历史综述
近几十年来，通过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遗传学等众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藏学研究逐步深入，围绕西藏地方早期历史及西藏古代先民的许多谜团被逐渐破解。其中通过研究血型、蛋白质等多种遗传标记，人类遗传学家得出结论：汉族和藏族同出于共同的远祖。考古学家的研究证明：西藏的多处史前文化即与同期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历史学家根据大量藏汉文史籍记载也发现，西藏高原与内地在经济、文化及政治等方面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藏历史之四：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
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对于人们总是散发着无限的吸引力。虔诚的朝圣者把晶莹的雪山看作是涤荡尘世俗念、提升自我心境的圣地。直插云天的冰峰是探险家磨炼意志、测量人与自然较量的试金石。以探究人文与自然奥秘为乐趣的旅行家涉足雪域高原，则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已无限的猎奇欲望。那么，对于以揭示自然规律为己任的科学家，青藏高原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可以用简单的话语概括的话，这片“世界屋脊”——地球上的“第三极”就是他们的圣殿，是取之不尽并用来造福人类的科学宝库。当然，他们依各自的研究领域而对不同的方面情有独钟。就地质、地理学家而言，高原上的冰川、地壳运动、大气环流、高原生态、矿产、植被、动物，等等，无一不是绝好的研究课题。作为地学组成部分的史前考古学，最值得关心的当属青藏高原与人类起源的关系以及早期人类对它的开发。
这里曾经是人类的摇篮吗？
自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从猿到人的进化理论以来，人们就关心起地球什么地方能够找到猿和人之间的“缺环”，即最古老的人类化石。20世纪初年，学术界曾热烈开展过关于地球上“什么地方是人类的摇篮？”的讨论。有人说是非洲，也有人说是亚洲。而相对来说，后面的主张在当时更为流行。因为，亚洲的热带地区（苏门答腊岛）今天仍生活着和人类非常亲近的大猩猩（它们被当地人称为“奥兰乌旦”，意思是“林中人”），而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西瓦立克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和印度西北部）已经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另外，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早在1890年就开始陆续发现当时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化石——直立人（Homo erectus）化石（俗称“爪哇人”）。20年后的1921～1923年，这种化石又在北京周口店的一处洞穴堆积层被发现。它就是我们熟悉的“北京人”。而当时，欧洲和非洲都还没有上述那么充足的证据。
在提倡“亚洲说”的学者中，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葛利普 （A•W•Grabau）是非常热心的一位。他曾为此发表了不少论述。在他晚年的一份书稿里，他用图解和不小的篇幅解释了他的主张。他认为：距今几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间歇性抬升，使青藏高原和它北面的中亚气候逐渐变凉变干，森林逐渐收缩而草原不断扩大。环境的急剧变化迫使原先生活在森林里的古猿改变习性，下地行走并逐步适应开阔地带的生活。它们终于变成人类。而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的气候环境则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那里的猿类仍可在森林里生活而不必改变原有的习性。他强调指出：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具有上述青藏高原那种独特的生态条件。他进而明确地说：【Tibet】西藏就是人类的摇篮（《我们生活的地球》（THE WORD WE LIVE IN），葛利普遗作，1961年于台湾出版）。
藏北色林错东南湖岸阶地的石器
与“亚洲说”唱对台戏的是“非洲说”。1959年，在位于东非大裂谷带的奥杜韦遗址（坦桑尼亚境内）发现一种比直立人原始、后来被正式命名为能人（Homo habilis）的化石和共生的石制工具（石器）。它们的年代为距今１８０万年，比爪哇人和北京人化石几乎早１００万年。随后，在东非、南非陆续发现更多的能人化石和石器。人类化石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２００万年或更早一些，而最古老的石器的年代达到距今２６０万年左右。与此同时，非洲出土了许多古猿化石。其中，和人类很接近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化石尤其丰富。它们的生存年代从距今100万年一直回溯到６００万年。另外，古环境研究显示，从距今二千多万年起，随着非洲高原的不断上升而引起气候频繁波动。热带雨林面积不断收缩而稀树草原日益扩大，为从猿到人的转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上述研究成果使“人类摇篮”争论的天平开始向“非洲说”倾斜。而且，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今天。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新进展，对“非洲说”提出强大挑战。首先，20世纪60年代在爪哇发现的古老的直立人——“佩宁人”（原先叫莫佐克陀人）化石的年代，经反复测定，证实为距今180万年左右。其次，近年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拉瓦尔品第高原发现一些石器，年代可能为距今100～200万年。再其次，在华北黄土高原，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直立人化石，年代为距今115万年或更早一些。其后在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河北省泥河湾盆地，陆续发现早于距今100万年的石器，有些达到距今140多万年。在南方，在云贵高原发现的云南元谋直立人化石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左右。近年在长江上游三峡地区出土了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化石和石器（遗址今属重庆市境内）。在长江下游安徽繁昌又发现一批引人注意的石器和骨器，其年代比巫山的材料还早，可能达到距今240万年。以上考古材料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外围，其年代直追非洲那些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器。
无论是“亚洲说”还是“非洲说”，在人类起源问题上都遵循着“人类单一地区起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古猿首先在亚洲或非洲某个地区转变成人，然后才向周围地区迁移、扩散。和这种学说对立的是“人类多地区起源”学说。它认为从猿到人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化过程，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一个地区走完每个步骤才向四周扩散。这种学说由德国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 (F•Weidenreich）提出。他在人类学界享有很高威望，从1936年起就主持周口店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研究。不过，他的多地区起源说很少有人响应，后来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上述亚洲的新发现可能使这种长期被冷落的学说复活。至少，它更加符合目前亚洲、非洲两地考古材料在年代上大体持平的事实。不久前，中国地质学家分析了由东亚季风区、印度季风区和西非季风区组成的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区季风区的古气候资料，发现三地近300万年的气候转换周期在时间上大体同步，而总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增加和季节性越来越明显。以上事实表明亚非季风可能有相同的起源与演化背景，而这正可以表明人类多地区起源说有一定道理。地质学研究还表明，青藏高原的隆起对亚洲乃至全球气候的变化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因此，青藏高原研究对于弄清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
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对考古学家来说是一项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事业。然而，高原上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又常常令他们望而却步。20世纪初年，一些西方人曾到过与云南、四川邻近的藏东地区考察史前遗迹，但收获甚微。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教授等到青藏高原考察地质，在格尔木以南的三叉口至那曲的路上发现4处史前遗址，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器。这批材料由考古学家邱中郎研究后发表在1958年第2卷2～3期《古脊椎动物学报》上。这大概是中国科学家涉足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最早记录。中国科学院从70年代开始，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综合考察队奔赴青藏高原各个部分，开展以地质和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考察活动。参加单位不仅有许多国内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外国科学家参加。中国地质科学院也组织了类似的考察活动。上述考察活动虽然主要以地质和环境为主要目标，但却发现一大批史前考古材料，证实了高原上存在早期人类活动的事实。
卡若遗址出土的细石器
根据已经发现的材料，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有两个特别繁盛的时期。离目前最近的一期发生在距今7500～3000年。这是距今10000年开始的全新世（也叫冰后期）以来全球气候最好的时期，被地质学家叫作“气候最适宜期”。世界上以几条大河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如青藏高原邻近的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流域文明和恒河流域文明都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它们以发达的农业为标志，定居村落、石器（包括打制、磨制和细石器）工业、制陶、纺织、墓地等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的重要成分。位于藏东澜沧江河谷的昌都卡若遗址是高原上这期史前文化的杰出代表。这处发现于1977年，随后两年里由【Tibet】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组织发掘的遗址，揭露出大批房址、砾石路面、石围圈、灰坑、石制品、骨制品、陶片、装饰品、兽骨、鸟骨、贝壳和谷子遗骸等遗物。经过鉴定，兽骨有猕猴、兔、鼠兔、家鼠、旱獭、狐、猪、马鹿、狍、牛、藏原羊、青羊和鬣羚等野生动物，反映一种比今日温暖和潮湿的气候。孢粉分析的植被亦显示出同样的特点。卡若遗址的年代经放射性碳测定为距今5500～4300年。类似的遗址也普遍见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青海的黄河上游等河谷，也有些分布到高原上的湖区，不过保存状况不及卡若。
高原上时代较早一期史前人类活动出现在距今30000～23000年左右。这个时期的人类活动范围似乎明显地大于上述年代较晚的一期。除了一些分布在河谷地带外，主要集中在藏北高原和青海的湖区。例如，藏北的第二大湖色林错和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都发现了十分重要的石器遗址。经中国科学院地质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前者的放射性碳年代为距今约24000年，后者为距今30000年。这个时期属于全球最近一次冰期（又称“末次冰期”）中的一个暖期。当时的环境尽管可能不及上述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好，但也相对温暖和潮湿。由于覆盖在湖盆四周山地上的冰川消融加快，充沛的流水注入低洼地带，使整个高原处于一个高湖面时期。今天分开的许多湖泊，当时实际上是串连在一起的大湖。湖泊周围则是绿草如茵的草地。成群的野马、野驴、牦牛、鹿等食草动物出没其间。它们成为以打猎为生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捕猎对象。当时的人们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留在比今日湖面高数十米以至上百米的古湖滨阶地上。从距今23000年起至15000年是气候最严酷的时期，被称为“末次冰期最盛期”或“末次盛冰期”。此时冰川面积大大扩展，藏北高原大部分地方可能都覆盖在厚厚的冰层之下。无论是兽群还是人类都无法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他们只好离开那里而迁到河谷地带去。距今10000年起，全球进入具有间冰期特点的全新世。随着气温回升，冰川面积迅速缩小，湖泊也因水源补充不足而迅速收缩，藏北高原进入低湖面时期。尽管气温高于冰期，但降水不足，整个生态环境因干旱而日益恶化。高原上出现大面积的无人区。
青藏高原早期人类与外界的联系
关于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另一个人们感兴趣的议题，就是这里的史前文化的主人是谁？它与周围地区的联系情形如何？由于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尚未在高原上发现古人类化石，所以无法对前一个问题作出直接而明确的答案。不过，考古学可以通过对考古遗物（对史前时代来说主要是数量最大的石制工具）的技术和类型学分析，了解这种考古文化的来龙去脉，最后对文化的主人是谁作出判断。卡若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又以细石器工业最惹人瞩目。它以楔状、柱状、锥状细石核和两侧平行的细石叶为特征。这种工业和邻近的四川西部、新疆塔里木盆地、华北、西伯利亚以至北美的细石器文化属于同一技术传统，而不同于帕米尔高原、里海以西以地中海为中心的非洲、欧洲的几何形细石器文化。至于南亚的细石器情形如何，我们因手头缺少参考文献而无法作出判断。至于以藏北高原和柴达木湖打制石器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其技术与类型可以和云贵高原、华北、西伯利亚、中亚以至东欧的旧石器中期、晚期文化对比。这一现象生动地反映出处于末次冰期中的远古猎人在旧大陆（亚、欧、非三洲）中、高纬度的冰缘地区（即冰川外围的草原、苔原地带），为追逐兽群而频繁迁移的事实。青藏高原和它的外围虽然地理位置靠南，但因地势高而具有中、高纬度地区类似的生态环境，十分适于远古猎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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